台灣大運命電子報NO.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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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女神與吉祥草

女神與吉祥草

　
佛陀在世時，有位長者非常護持佛陀弘法，

且經常布施財物幫助孤苦貧困的人，所以大家尊稱他為「給孤獨長者」。

當時的社會有明顯的階級之分，奴隸是最低的階級，被稱為「賤民」。

給孤獨長者雖然非常富裕、社會地位也很高，但是為人仁厚慈愛，

對任何階級的人都一視同仁，他有一位好朋友就是地位最低的奴隸。

這位奴隸品行端正，給孤獨長者非常信任他，將財產交給他管理。

長者的親戚以及與他階級相當的朋友都很不以為然，紛紛勸告長者遠離卑賤的奴隸。

長者雖然以「人性平等，無貴賤之分」的道理向親友說明，

但是親友們的階級觀念根深柢固，

使長者感到很困擾，於是拜訪佛陀請求指點迷津。

佛陀讚歎 給孤獨長者尊重人性的美德，並告訴長者：

他不只此生如此，過去生也以平等心來待人。

佛陀說起長者與那位奴隸在過去生的一段因緣──

很久很久以前，有位國王的皇宮非常莊嚴華麗，庭園裏種植許多珍奇植物。

其中，有一叢吉祥草長得茂盛可愛，隨風搖曳時姿態柔和、散發清香，

還有一棵杏樹枝葉繁茂、樹幹直挺，是庭園中最雄偉高大的樹，因此被人稱為「樹王」。

有一天，宮裏的人向國王報告，宮廷中一座「獨柱殿」因年代久遠，

只靠一根大柱子支撐，恐有傾倒之虞。

於是，國王指派工匠用最好的木料取代原先的柱子。

工匠在國內四處尋覓都找不到合用的樹木，後來發現只有宮廷中那棵杏樹最適合，

雖然這棵杏樹被稱為樹王，國王也很喜愛它，但是獨柱殿是非常珍貴的建築，

國王考慮之後，還是決定砍下杏樹。

古代人相信花草樹木都有神明棲息，因此工匠準備了一些水果來祭拜杏樹神，

祈禱著：「因為獨柱殿即將傾倒，所以明天不得不將您砍下做成柱子，請您原諒。」

說完拜一拜就回去了。

杏樹的樹神是位女神，聽到自己就要被砍倒了，傷心地哭泣不已，

其他圍繞四周的樹神也紛紛悲傷嘆息，但都想不出辦法幫助她。

平常女神對吉祥草神很友善，此時吉祥草神也來安慰女神，

說道：「大家光是嘆息有什麼用呢？應該趕緊想辦法來解決危機。」

樹神們一向輕視卑微的草神，此時更是不屑地說：

「連我們都不知道該怎麼辦，你一個小小的草神會有什麼辦法？」

草神說：「只要用心，一定會想出辦法的……」

當晚，吉祥草神召集許多蟲子啣土黏在杏樹上，

使樹幹到處都是小小的土丘，看來好像長蟲害的樣子。

隔天早上，工匠帶人來砍樹時，看到這幅景象，不禁驚呼：

「這棵樹怎麼突然變成這樣？被蟲蛀得這麼嚴重，不能使用了。」於是放棄砍這棵樹。

女神感恩地說：

「平時，樹神們都勸我不要和卑微的草神交往，

但是當我有難時，卻只有草神能夠幫助我！」

佛陀說完這個故事後，告訴給孤獨長者：

「當時的女神就是如今的你，吉祥草神就是那位奴隸。

事有善惡的分別，人無貴賤的區分，

你們生生世世相互幫助，結下很好的善緣，要好好珍惜這分友誼。」

一般人往往以財富、權勢、學歷來判定他人，輕視身分地位比自己低的人。

其實，名利權位虛幻無常，都不是生命真正的價值。

我們應該以平等心來對待每個人，以真誠的愛心來廣結善緣，這才是有智慧的人生。

【閩南語的麵包為何叫做「胖」？】

【閩南語的麵包為何叫做「胖」？】

「胖達人事件」再度引起臺灣社會對於食品安全以及商業誠信問題的關注。

臺灣的閩南語把麵包叫做「胖」，這其實是沿用日語的パン，

而土司麵包則是「食パン」（修胖、秀胖）。

但是英語的bread，為何在日本的外來語發音會變成「胖」？

歐洲國家關於麵包的名稱，可以分成日耳曼語系和拉丁語系，
日耳曼語系中的英語為「bread」，德語為「brot」。
但是拉丁語系的拉丁語則稱麵包為「panis」，
同樣屬於拉丁語系的西班牙語念做「pan」，
葡萄牙語念成「pão」，
義大利語是「pane」，
法語則是「pain」。

日本人是在十七世紀時，由葡萄牙人知道麵包這種食物，
因此對麵包的稱呼就沿襲拉丁語系的名稱，演變成為臺灣閩南語中的「胖」。

樟腦與臺灣開發（四）樟腦產業與客家族群

（四）樟腦產業與客家族群

如前所述，臺灣北部客家人多半居住在近山地區，部份原因是因為人數較少，在族群衝突中不敵人數較多的閩南人，因此退入山區中居住。然而，樟腦產業的興起，提升了居住在近山地區的客家人的社會經濟地位，同時也推動了更多客家先民，冒險犯難進入臺灣北部內山地區開墾。

清朝時期臺灣的樟腦產區主要集中在桃園、新竹、苗栗地區，這些地區到現在仍然是臺灣北部客家人集中的地區。由於樟樹生長在山區，伐樟製腦一定得進入原住民地區，因此增加了不少風險。在許多史料中，都有先民因為入山伐樟製腦，被原住民「出草」的記載。甚至於「番害」、「番亂」都是影響臺灣樟腦對外出口量的因素，例如：在西元1885年，由於法軍封鎖臺灣，隘丁離開山區，改守海防，造成「番害」嚴重，使得該年臺灣樟腦產業的成長率倒退了百分之九十九。

由於居住在近山地區的客家人，透過貿易、通婚…和原住民有較多的互動，對山區自然環境也較為熟悉，加上腦丁的收入高於農作，因此吸引大量的客家人從事第一線的伐樟製腦工作。同時樟腦產業帶來的收益，也大幅度的改善了客家人的社會經濟地位，促成桃竹苗地區許多客家鄉鎮的城市化。

隨著樟腦的砍伐以及需求量越來越大，也刺激了客家先民向更內陸深山地區移動的慾望。西元1836年，清道光16年，客家人姜秀鑾率領閩客移民進入北埔、峨眉、寶山地區，建設隘寮36處，配置隘丁260名，隘線綿延不絕，史稱「金廣福大隘」。「金廣福大隘」採取集團入侵開發的模式，因此開發初期和當地泰雅族、賽夏族原住民發生極為劇烈的衝突，曾和原住民戰鬥數十次，死傷八、九十人。除了取得土地的誘因之外，如果不考慮山區的樟腦資源，就很難理解為何要付出這樣大的代價進入山區開發。事實上，當時英商已經在雞籠(基隆)向民眾採購私製的樟腦，造成樟腦價格上漲，也使得樟腦業更為興隆。

在「金廣福」之後，姜秀鑾家族又與黃南球成立「廣泰成」墾號，開發大湖、卓蘭地區，一樣有著樟腦開發的動力誘因。如前所述，苗栗地區許多鄉鎮，都是因為樟腦產業才興盛起來，成為山區的重要城鎮。

林滿紅教授在其著作中表示：「清末臺灣茶和樟腦的增產固然普遍為各籍的人帶來財富，但粵（客家人）、漳（漳州人）、泉籍中的安溪人受惠尤多。對清初社會地位較低的粵、漳籍而言，更有助於縮短其與泉籍之間的社會地位差異。」

而在日本殖民統治初期前二十年（1901～1926），臺灣客家人人數由39萬人增加到59萬人，增加了20萬人。根據溫紹炳老師的研究，這個時期客家人快速增加，雖然是由於很多原因產生，但是樟腦產業興旺 使客家人生活安定而多產，也是原因之一。根據計算，樟腦產業在日據初期客家人增加過程中，貢獻的程度應該有三成之多。

在十九世紀，尤其是1860年之後，臺灣的樟腦透過洋商銷售到全世界，並在島內形成一個由內山到港口，從原住民到客家人、閩南人、外商都參與其中的複雜生產鏈，同時帶動了臺灣北部以及近山地區（大部份在省道台三線上）城鎮的發展，這其中遠在地球彼端的瑞典工業家諾貝爾還參與了一角，加速了樟腦產業對於台灣經濟、社會的發展的推動。

20世紀中葉後，由於化學工業的進步，樟腦的地位逐漸被各種化學產品所取代，同時經過百餘年的砍伐，臺灣的樟樹、林業資源也幾乎消耗殆盡。然而，樟腦（嚴格的說應該再加上茶葉）曾經扮演的重要角色，卻呈現了晚清時期臺灣開發和整個全球貿易經濟之間的緊密互動。當時的臺灣人或許還沒有著1970～1980年代中小企業「提著公事包走天下」的能耐，但是當時的臺灣就已經是全球貿易網絡的一環了。

參考資料：

林滿紅，1997，《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聯經出版社出版。

溫紹炳/葉茂榮，2003，〈樟腦產業與臺灣客家人散佈研究〉，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

樟腦與臺灣開發（三）樟腦對臺灣北部開發的影響

（三）

樟腦對臺灣北部開發的影響

根據林滿紅教授的研究，茶、糖、樟腦是十九世紀臺灣對外貿易之重要產品，而其中糖業由於世界各地都有產地，因此是一個完全競爭市場，而茶葉、樟腦的出口市場則近於不完全競爭市場，因此獲利較高。同時臺灣糖的主要產地在台灣南部，而茶葉、樟腦則是在北部山區。

而就樟腦生產的成本結構來說，根據1896年的《臺灣產業調查表》記載，當樟腦價是一擔40元時，需付8元防費（付給防範原住民的隘勇、隘丁的費用），24元給腦丁，1元給原住民（地租），2元給股首，5元給腦商。換言之，砍伐製腦的腦丁收入約佔總收益六成。

當時農夫的工資是一天15錢，而腦丁的工資則是一天20錢，同時農夫只有農忙時才有工作，但是腦丁伐材製腦的工作卻是整年都可以進行，兩相比較之下，擔任腦丁的工作可以有更多的收益，還可以把多餘的錢儲蓄起來，購買土地。如此巨大的利潤，當然吸引了許多人冒著山區惡劣的自然環境以及原住民「出草」的危險，進入山區從事製腦產業。

同治、光緒年間的台灣仕紳吳子光在其《一肚皮集》書中也說：「村人業樟腦者，起山寮、做土灶，偵樟樹堅光微臭者，削令成片，民爭恐後，牛山濯濯，頓改舊觀。」

「民爭恐後，牛山濯濯，頓改舊觀。」，這幾句話描繪出當時台人從事樟腦產業的畫面。

由於樟腦生長在山區，因此樟腦產業發展的同時，也促成內山地區的開發。同時由於樟腦多集中在台灣北部山區，因此大嵙崁(桃園大溪)、三角湧(桃園三峽)、鹹菜甕(新竹關西)就成為樟腦的重要集貨中心而發展起來，以1872年為例，這三個城鎮的樟腦產量分別是7,200擔、2,400擔、3,600擔，總共13,200擔，比當年臺灣樟腦出口數量10,362擔還多，可見得這三個城鎮的重要性。

除此之外，因為樟腦產業發展而興盛的山區城鎮還有：樹杞林（新竹竹東）、貓狸（苗栗）、南庄（苗栗南庄）、八份（苗栗大湖）、三義河（苗栗三義）、東勢角（臺中東勢）、集集（南投集集）、林圯埔（南投竹山）等地。

除了樟腦之外，茶葉也是十九世紀臺灣重要的貿易商品，而其生產區域和樟腦常有重疊之處。因此宜蘭、水返腳（臺北汐止）、錫口（臺北松山）、新埔（新竹新埔）、新竹、北港、斗六等地，也因為其腹地產茶葉與樟腦而變得更加興盛。臺灣北部各城鎮因為茶葉與樟腦的興起，而有了明顯的城市化現象。

樟腦貿易帶來的大量現金利潤，也造就了不少地方的買辦豪紳，例如：霧峰林家、新竹林家、北埔姜家、苗栗黃家、板橋林家等等。到了1905年日本人進行全島社會調查後編印的《舊慣會經資報告》中記載，當時臺灣一般中產階級的資產約在4千元到一萬元之間，但是當時全島有50萬元以上的資產的人，大部份集中在台灣北部及中部，其中又以經營和茶葉、樟腦相關產業的家族居多。

相較之下，仰賴糖業經濟的臺灣南部，由於糖業在世界上是屬於完全競爭市場，利潤較低。當時臺灣的樟腦與糖的生產技術雖然較為落後，但由於樟腦為不完全競爭市場（甚至根本是壟斷），因此影響不大，但是生產技術落後以及勞動成本過高，對於處於完全競爭市場的臺灣糖業來說，無異於雪上加霜。由此臺灣南部與北部的社會經濟差距日益擴大，到劉銘傳主掌臺灣時，臺灣北部的稅入因為茶、樟腦的收入而凌駕於臺灣南部，也是劉銘傳在臺北設立巡撫衙門的重要因素之一。

如同林滿紅教授所言：

「在臺灣歷史重心北移的過程當中，晚清時期北部臺灣的茶葉與樟腦業，及南部臺灣的糖業，其彼此間的消長關係，實居關鍵地位」

樟腦與臺灣開發（二）引起戰爭的樟腦

（二）

引起戰爭的樟腦

具有獨特氣味的樟樹，從很早以前就做為重要木料和醫藥使用，明朝李時珍的「本草綱目」中，就記載了樟腦除了殺蟲、驅蟲之外，可以治療中惡邪氣、霍亂、心腹疼痛，還能治療蛀牙。

而在化學工業上，樟腦曾經是製造電影膠卷賽璐珞的重要原料。法國人維埃利（Paul Vieille）在1884年，以及著名的諾貝爾（Alfred Bernhard Nobel）在1887年，研發出了「無煙火藥」的製法，由於無煙火藥性質穩定、爆炸力強，可以有效提升槍枝的性能，增加單兵攜帶的彈藥量，同時煙霧較少，使敵方不容易發現自己，因此無煙火藥馬上成為炙手可熱的產品。而在現代化學合成方法未出現之前，樟腦則是製造無煙火藥的重要原料。

在十九世紀，樟腦是如此重要的醫藥及工業原料，但由於樟樹生長在亞熱帶，因此世界樟腦產區集中在日本和臺灣，這兩個地區壟斷了全世界的樟腦市場。1877年以前，臺灣完全壟斷全世界的樟腦市場，在1877～1892年間，才由於煉製技術問題，壟斷權轉入日本之手。

臺灣採伐煉製樟腦的歷史很早，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據說就曾經派人在台灣伐樟製腦，並將成品銷售到日本。到了清朝雍正、道光年間，民間或公開或私自入山伐木煉腦，已經蔚為風潮。初期採伐製作的樟腦主要做為藥用，等到賽璐珞和無煙火藥發明之後，做為原料的樟腦的需求量大增，樟腦價格不斷上漲。1889年每擔樟腦的出口價格才16.5元，1890年就漲到30元，此後每年持續增長，1894年已經漲到每擔41元，隔年1895年暴漲至68.5元。

西元1863年，臺灣道臺宣布樟腦官營，將原有負責砍伐製材的軍工館改為腦館，並在新竹、後龍、大甲設置小館，由官方統一向製腦業者收購，再賣給在台的洋商。

樟腦官營的政策，嚴重影響到在台灣洋商的利益，特別是當時掌握臺灣樟腦進出口的英商，頻頻用盡各種外交手段意圖廢除。西元1868年，英商和清廷的衝突達到最高點，在談判未果後，英國總領事命令駐英國駐香港海軍率領兩艘軍艦開往打狗，之後轉向安平，襲擊清軍，安平陷落。中英雙方簽訂《樟腦條約》，廢除樟腦官賣制度，臺灣樟腦出口重新為英國人壟斷。

西元1886年，臺灣巡撫劉銘傳又將樟腦改為官辦專賣，並使用部份專賣收入做為在原住民地區「開山撫番」，設置隘勇線保障腦丁、製腦業者的經費。隔年，無煙火藥發明，樟腦價格大漲。但是外商當然不會坐視如此龐大的利潤為清廷所賺走，在外商干涉下，西元1890年，清廷再度廢除樟腦官營制度。

西元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後，日本統治臺灣，殖民政府嚴格實施樟腦專賣制度，設樟腦專賣局。

現代人可能完全無法想像，在隔壁的五金行就隨手可以買得到的樟腦，竟然曾經在一百年間，對臺灣經濟產生如此大的貢獻，甚至引發國與國之間的戰爭衝突，而其對於台灣社會的影響，就更是深遠了。

認識台灣熱血青年系列002：IOH公益網站 將在台大設社團

IOH公益網站 將在台大設社團

2013/08/24

【聯合報╱記者鄭語謙／台北報導】

來自台大、清大、政大、台科大、淡江等近十校大學生組成IOH志工團，錄製影片，上網分享。 圖／莊智超提供

「要怎麼做才能成為哈佛的學生？」「在Google上班多有趣？」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研究員莊智超創立的公益網站「IOH」，邀請在各國留學的台灣學生在「留學資訊平台」網站上，分享求學及工作經驗，分享人數越來越多，網站也將「實體化」，9月開學後， 將在台灣大學創立「IOH Junior社團」，邀請各大學學生共同參與。淡江畢業的莊智超，有感於台灣出國的留學生愈來愈少，恐失去國際競爭力，發起「IOH(Innovation Open House)計畫」，邀請包含留學哈佛、匹茲堡等名校的台灣留學生，分享在國外或在台灣念大學的求學及工作經驗，目前在網站上，已經有近百筆影音分享，參與志工超過200人。
莊智超觀察，麻省理工學院前年有25個台灣來的新生，去年只剩下8個；哈佛設計學院在2010年前，每年都有近10名台灣學生，最近也只剩下2個，反觀中國大陸留學生人數急遽增加。
莊智超表示，台灣7成國民生產毛額都是靠外銷，如果大家都待在島上，沒人了解與國外溝通方式，如何把產品賣到海外？另一方面，台灣處於外交弱勢，也需要有人在國際為台灣發聲，留學生的角色變得重要，「台灣需要更多到國外學習的人才。」
「每個人都擁有做夢的權利，不要因為經濟不好，或有太多預設立場而不敢去實現夢。」現在在哈佛攻讀都市設計，成大畢業的台灣留學生林佑達說，當初他認為去哈佛念設計「比登天還難」，沒想到申請上了。
林佑達說，在哈佛最大的好處，是可以和不同領域的菁英互相切磋、成長。他以大學教授給他的忠告，「走得對比走得快重要」，鼓勵想留學的人，若當下有目標，就要「放膽去試」。
「IOH」網站已經在大學校園內發酵，九月開學後，由台、政、清、師大等學生共同在台大設立「IOH Junior」跨校社團，邀請外籍老師舉辦講座，並邀請高中生前來聆聽，希望為更多台灣學生「開一扇世界的窗」。

全文網址: IOH公益網站 將在台大設社團 - 訊息布告欄 - 校園指南 - udn文教職考 http://mag.udn.com/mag/edu/storypage.jsp?f_ART_ID=473099#ixzz2dEbgAZJ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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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台灣熱血青年系列001：社企流網路平台總編輯林以涵：誰說做公益不賺錢？

企流網路平台總編輯林以涵：誰說做公益不賺錢？

文／白詩瑜 2013年6月，天下雜誌525期

二月初，台北中油大樓國光會議廳坐滿了七百人，一半是二十五歲以下的年輕人。他們願意花六百元，參加社會企業資訊網路平台「社企流」的年會，聆聽七位來自中、港、台的社會企業家分享經驗。
舉辦這場活動的社企流，由平均二十五歲的五十名志工組成。沒有人是正職，沒有人支薪，社企流卻能夠在一年半內累積七百多篇文章，成為華文最大的社會企業資訊匯流平台。而聚集這股力量的是，年僅二十七歲的林以涵。
這原是一趟沒有預期會有伙伴加入的旅程。
來自公務員家庭，林以涵從政大到美國攻讀碩士，主修都是公共行政，但卻對考公職沒興趣。一門選修的「社會企業」課程，強調用商業模式解決社會問題，而非為股東謀取最大利益，卻深深吸引了她。
林以涵畢業後，選擇進入美國社會企業諮詢顧問公司，幫社會企業做市調、財務預測等。但她一心想回台灣。最後，老闆同意她以遠距的方式繼續為公司工作，直到今天。
一一年，林以涵回到台灣，用業餘時間創業。她看到台灣的社會企業資訊不對稱，缺乏在地和國際的連結，便想「成立一個以社會企業為主題的媒體」，專門撰寫、分享與溝通社會企業的資訊與資源。

一年半  號召九千粉絲
「我沒有想太多，一個人也做得起來，」一股熱血，驅動林以涵架設網站，翻譯各項社企訊息和新聞。後來，她的五個朋友也加入，試圖讓更多人知道什麼是社會企業。
丟下種子，改變的力量就會萌芽。
一二年，網站上線。沒想到，不到一年半，社企流就擁有九千多名粉絲、五十個志工，加入翻譯、採訪與活動籌備。
「她一旦做了決定，就會擇善固執，做得很到位，」活水社企開發共同創辦人陳一強說，當初聽說社企流年會，竟然敢收費六百元，辦在七百個座位的大場地，讓他為林以涵捏了把冷汗。但最後，爆滿的人數，也讓社會看到了不同的力量。
林以涵說，「我就像是被啟動的卡車，輪子一直滾都停不下來。」這股年輕勢力，才正要奔馳。

資料來自：http://topic.cw.com.tw/2013_innovative/article11.aspx

樟腦與臺灣開發（一）臺灣開發史上的重要課題

（一）

臺灣開發史上的重要課題

瞭解臺灣開發史的人都知道，漢人來台早期開發的重心主要集中在台灣南部，台南、彰化都曾經是臺灣重要的政治、經濟中心。但後來臺灣的歷史重心逐漸北移，西元1887年劉銘傳設巡撫衙門於臺北，日本人亦將臺灣總督府設於臺北，一直到今日臺灣北部仍是臺灣重要的政治中心所在地。

這個歷史重心轉移的過程，不全然是由於政治因素。在西元1880年之前，臺灣南部的貿易額遠多於北部，1871年時南部的貿易額還是北部的兩倍。但是從1860年開始，臺灣北部的貿易額就逐漸增長，在1880年時首度超過南部。可以猜想1860～1895這段期間，在日本人殖民臺灣之前，臺灣社會必然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而在1880年的歷史轉捩點，促成了臺灣歷史重心的北移。

跟臺灣歷史重心北移問題相聯繫的，還有臺灣客家人的移居問題。現今臺灣的客家人主要居住在桃園到臺中的丘陵地帶，以及高屏地區的近山處，大致是沿著省道台三線分佈居住。另外有少數人則是在日人據台時，因為日本的移民政策而遷入臺灣東部的花東縱谷地區。

關於臺灣客家人大多居住在近山區的丘陵地帶的原因，有幾種不同的說法。第一種說法「原鄉環境說」，認為在中國大陸廣東的「原鄉」的客家人，就是居住在靠山的丘陵地區，因此移民來臺灣後，會自動選擇跟原來家鄉相似的環境居住。此說乍聽之下有幾分道理，但是以現在多為閩南人居住的新北市新莊地區，竟然還存有三山國王廟（客家人傳統奉祀的神明）就可以得知，這些平原地帶原本是客家人居住地區，後來因故遷移至他方。再說先民渡海來台，原本就是為了尋找比原本老家更富饒之地謀生，怎麼會在歷經千辛萬苦 「六死三留一回頭」（「渡台悲歌」歌詞）之後，還主動選擇居住在較貧瘠的丘稜地帶？

第二種說法「來台較晚說」，認為「閩人先至，多居近海；粵人後至，乃宅山陬」（參見連橫「臺灣通史」），此說同樣看似有幾分道理，不過觀諸歷史，客家人早已隨著鄭成功來台，鄭成功的部屬中，大部份皆為客家人。例如：鄭成功旗下的著名將領劉國軒，就是閩西汀州府的客家人。因此說客家人來台晚於閩南人，也未必準確。

第三種說法「族群械鬥說」，則認為客家人雖然來台未必晚於閩南人，但是由於人數較少，寡不敵眾，因此退入山區居住。根據日本人在1901年所做的調查，當時的臺灣閩南人約有228萬人，客家人只有39萬，以這樣懸殊的人數比例來看，在清朝時臺灣頻繁的械鬥中，客家人必然居於下風，此說確實有較強的解釋力。

不過臺灣著名的開墾組織—新竹北埔「金廣福」以及苗栗「廣泰成」的歷史，卻在某種程度上對這樣的說法之外，提出另外一種可能。清道光15年（西元1835年），客家人姜秀鑾及閩籍人士林德修、周邦正在官方支持之下成立閩客合股之武裝拓墾組織---「金廣福」，強行進入新竹的寶山、北埔、峨眉一帶，驅逐原地住民，開發當地，又稱「金廣福大隘」。清光緒15年（西元1889年），姜秀鑾家族又與黃南球共同成立「廣泰成」墾號，開發大湖、卓蘭等苗栗內山地區。

「金廣福」與「廣泰成」的歷史說明了，除了受到人數較多的閩南人的逼迫之外，客家人也有可能是自己主動或是和閩南人合作，有組織的進入並開發新竹、苗栗的山區。不過讓人疑惑的是「金廣福」和「廣泰成」所進入的地區，都是山多田少的地區，雖然之後耗費大量人力財力開鑿水圳，改善環境，但是純粹以農產收穫來說，這些山區田地的獲利可能是極有限的，那麼是什麼樣的經濟誘因，驅使臺灣的客家人，冒著和原住民發生衝突的危險，進入山區拓墾呢？

臺灣歷史重心北移以及推動客家人往山區移動的動力，都是臺灣開發史上的重要課題。讓人驚訝的是，解開這個歷史課題的關鍵之一，卻是在地球另一端的寒冷北國瑞典，當時大部份的臺灣住民可能都不知道的人物---發明火藥、創立諾貝爾獎的阿弗雷德‧諾貝爾（Alfred Bernhard Nobel, 1833年10月21日－1896年12月10日）。

台灣大運命電子報NO.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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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凱：鄉愿做環保

馬凱：鄉愿做環保

‧理財周刊 2013/06/03

國內最夯的問題，幾乎都集中在能源上。核四絕對是其中焦點，從核四公投到堅決反對核四，沸沸揚揚，成為每周媒體不可或缺的好戲。

【撰文／馬凱】 財金學者－馬凱 國內最夯的問題，幾乎都集中在能源上。核四絕對是其中焦點，從核四公投到堅決反對核四，沸沸揚揚，成為每周媒體不可或缺的好戲。六月夏季電價大幅調高，固已是例行公事；但十月夏季電價結束之日，正好是預定第二階段調高電價的起點。隨著國際油價高揚，國內汽油售價也高不可攀，於是油價浮動機制是否合理，油價公式全盤修訂，也成為政論名嘴不可忽略的談資。 站在守方的台電、中油乃至主管部門，最堅強的防禦武器，就是不斷宣稱：核能發電最便宜，不建核四電價將會大漲；台灣電價乃是亞太鄰近地區最低、油價也不遑多讓。而負責攻方的環保人士則強力回擊，堅稱不建核四電價絕不會漲。於是安全之外，電價漲不漲反而成了雙方寸土必爭的關鍵。 台灣的環保人士似乎陷入了圈套；因為，全世界所有環保人士都深知，為了環境永續發展，必須付出代價，所以能源價格上漲乃是難免之惡。 事實上，應該反過來說，能源價格才是保護環境最重要的武器；因為，唯有合理油價，大眾才會努力撙節汽油消耗，一如2007年國際油價暴漲至130美元時，以自行車與公共運輸代步，一時成了最時髦的全民運動。同樣，若電價合理調高，節約用電才能觸及內心深處。 台灣的自產能源微不足道，不論為了效率還是國家安全，我們都沒有任何理由收取亞太地區最低油價與電價。 何況，當台電與中油承擔巨額虧損提供低油、電價，絕大多數小用戶受惠不多，還要加重稅負去補貼那些居住豪宅、豪華大轎車代步的富豪，天下豈有此理？ 期盼古道熱腸的環保人士能早日猛省，回到正途，大力鼓吹油電價格合理化，讓需求大幅下降，則核四將無用武之地。如果能將多收入的盈餘平均分給全體國人，則因其累退效果，將嘉惠大多數小用戶，公平正義也得以伸張，正是一舉多贏。 ※理財周刊666期更多精采文章： ◎封面故事＞資金大換股飆股大風吹 ◎名人理財＞藝人依依、佩佩理財不同調 一創業一房地產投資 ◎產業追蹤＞蘋果到底好不好？蘋概到底漲不漲？ ◎社長的話＞「人情負債」是生活「理善」最佳利器 ◎房市觀察＞從國債看不動產的投資泡沫 【完整內容及圖表請見《理財周刊》666期；訂閱理財周刊電子雜誌】 http://mag.udn.com/mag/newsstand/storypage.jsp?f_MAIN_ID=253&f_SUB_ID=1312&f_ART_ID=458205

馬凱：打破悶經濟別無良方

馬凱：打破悶經濟別無良方

‧理財周刊 2013/08/08

最近國內一窩蜂高談闊論如何打破悶經濟，個個口沫橫飛講得頭頭是道，宛如「悶經濟」是忽然從天上掉下來的新挑戰。

【撰文／馬凱】 財經學者－馬凱 最近國內一窩蜂高談闊論如何打破悶經濟，個個口沫橫飛講得頭頭是道，宛如「悶經濟」是忽然從天上掉下來的新挑戰。這個景氣低迷、出口不振、成長率下滑、薪資倒退十六年的所謂悶經濟，其實一點也不新鮮，正是二十年來我們的一連串錯誤思維形成錯誤政策一點一滴積漸而成。 再加上五年前開始，中國大陸一意要關閉做為經濟主引擎的世界工廠，自貽伊戚的同時，賈禍江東，讓台灣經濟發展模式橫遭摧殘，經濟成長的命脈忽然斬斷，又經過五年，逐步醞釀、發酵，終於炮製而成。 因此不但有長達二十年的時間，可以懸崖勒馬，幡然改正，而且命脈斷絕的大禍，也有五年的時間未雨綢繆、另謀出路；然而我們不僅沒有智慧早見禍端，也漠然無覺大禍臨頭，因而未曾採取任何調整、改錯、防患措施，一直到深陷悶經濟之中，才群起鼓噪、爭取奇計。但十年之病，要求三年之艾，連病因何在都懵然不知，又開得出什麼起死回生的妙方？ 儘管如此，台灣尚未到群醫束手的絕境，眼前就有一帖可以立即回春的靈丹。這就是我們鼓吹已逾五載的自由經濟區。 五年鼓吹，兩年前經濟部採納，卻搞成個不倫不類的「自由經濟示範區」，將現成的自由貿易港區，連接現成的保稅區，成為一個虛擬實境但全無新意的噱頭，如今終於端上桌來，由行政院拍板定案。 馬政府幾乎將一切希望寄託於此，但倘若有效，則行之多年的自由貿易港區等早就將台灣放到雲端上去了。至於等待立法推出的自由經濟示範區，沒人摸得清箇中奧妙，但可確定，五花大綁、處處掣肘，絕對遠比不上新加坡的自由開放。 事實上，不要說七折八扣，只要稍加些禁忌、胡亂加以掣肘，就原味盡失，去新加坡不知幾萬里。不要說這樣的特區無人問津，如果有一天新加坡被搞成這個模樣，也立刻會成了「悶經濟」。 http://mag.udn.com/mag/newsstand/storypage.jsp?f_MAIN_ID=253&f_SUB_ID=1312&f_ART_ID=47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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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論─不問自己是誰的台灣人

中國時報 陳永峰 2013年08月07日 05:40

和日本人比起來，我們好像活在不證自明的世界裏，很少說明自己。又或，好像我們是存在於一個「傳統未被創造」的世界裡，無從說明自己。（本報資料照片）

日本人常說自己是「海洋國家」、「通商國家」。從經濟形態看，台灣也和日本一樣非以貿易立足不可，但是，我們倒很少定義我們是哪「種」國家，或應該是哪一「類」國家，甚至我們連自己是誰都不太說明。這和日本從明治以來，一直努力說明自己有著明顯的差異。
例如，社會心理學者南博在近20年前就說「日本人可能是世界上最愛說明自己的民族。」最近，文化學者內田樹在獲得2010年度新書大賞的暢銷書《日本邊境論》中還是說差不多的話，「日本人寫了讀了那麼多的自國文化論，而且還不斷地寫，不斷地讀。這在世界史上恐怕是一種例外。」
如果從這一點來看，和日本人比起來，我們好像活在不證自明的世界裏，很少說明自己。又或，好像我們是存在於一個「傳統未被創造」（E.Hobsbawm & T. Ranger）的世界裡，無從說明自己。
只是，就算我們不說明自己，但是，歷史卻從不間斷地在替我們「發現」台灣。甚至，我們可以說，歷史的動能，一直型塑台灣，並型塑出台灣人的性格，讓台灣的歷史發展樣態，一直正負混雜，陰陽同處，存在著高度的二重性格。
例如，1895年，大清帝國在甲午戰敗，但是，台灣卻因此擺脫前現代的滿清，搭上以日本帝國主義作為火車頭的現代化列車。1945年，日本帝國主義潰敗，原屬日本帝國成員的殖民地台灣，又一夕間躍升為世界五強之一的成員。1949年，毫無疑問是台灣現代史的大變點，蔣介石在國共內戰敗退，連軍帶民「轉進」來台。但是，台灣卻因為蔣的敗退而遠離共產世界，得以依附西方市場，幾近完美地達成了以輸出為導向的高度經濟成長。1989年以後，東西冷戰終結，大陸改革開放加速。台灣人馬上忘卻過去，擺脫束縛，以本土化之名，跳過西歐型「族＝國」（nation state，或譯民族國家、國民國家、近代國家，不過盡為日譯）的創設過程，直接實現不可逆的民主化。到2008年為止，雖然政治上我們拒絕與崛起的對岸具體連結。但是，事實大家都已經知道，不管哪一集團取得政權，不管官方的政策如何，我們不曾辜負歷史，巧妙地利用大陸的經濟崛起，輕易地跨入新的世界成長中心。
這種歷史性的二重構造，所造成的「歷史跳躍」，也正是近代台灣在「族＝國」創設上失敗的根源。但是，在一民族、一文化、一國家的「族＝國渴望」無從達成的歷史與政治現實下，台灣又再度像似得到歷史之神特別眷顧，神奇地享受了民主主義的果實。這與歐洲史教科書所鋪陳的歷史進程，完全兩樣。也就是說，歐洲在近代國家建構的過程中，民主主義附隨而來。但是，台灣明顯異質。反而是人工型的民主主義先行定著，但是，近代國民國家無從完成。
所以，就如文明史家格爾納（E.Gellner）所說的「族＝國」創造的苦惱，毫無疑問，我們如果再不走出「族＝國」虛構的話，苦痛將長久跟隨。此一苦痛，在中國強力且快速的「世界史回歸」的浪潮當中，更加明顯。特別是民進黨人面對對岸崛起的深層矛盾即是顯例。只是，這也是正是寧靜的本土化、「族＝國化」或廉價的民主化，所必須長期支付的代價。即使2000年以後，歷經了兩度的政黨輪替，依然無法解消。
然而，對於台灣歷史前進的軌跡，我們似乎無須過度擔心。如果「厚重地」回顧台灣歷史發展的片段的話，我們看到的應該是以下景象。
20世紀的前半，台灣透過日本帝國主義與世界連結。20世紀的後半，則是透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與世界連結。而21世紀的台灣，可以說，正可能透過「世界史回歸」的浪潮而擴大與世界連結。因此，看起來，台灣好像正停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社會充滿爭點，居民感情遭受無盡的拉扯。但是，從上述的歷史片段來看，台灣人特有的合理性、現實主義或武斷地稱作「商人性格」，將會順利地將我們帶向「現代之後」。
（作者為東海大學日本區域研究中心主任）

資料來自：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E4%B8%8D%E5%95%8F%E8%87%AA%E5%B7%B1%E6%98%AF%E8%AA%B0%E7%9A%84%E5%8F%B0%E7%81%A3%E4%BA%BA-20130807000943-26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