樟腦與臺灣開發（三）樟腦對臺灣北部開發的影響

（三）

樟腦對臺灣北部開發的影響

根據林滿紅教授的研究，茶、糖、樟腦是十九世紀臺灣對外貿易之重要產品，而其中糖業由於世界各地都有產地，因此是一個完全競爭市場，而茶葉、樟腦的出口市場則近於不完全競爭市場，因此獲利較高。同時臺灣糖的主要產地在台灣南部，而茶葉、樟腦則是在北部山區。

而就樟腦生產的成本結構來說，根據1896年的《臺灣產業調查表》記載，當樟腦價是一擔40元時，需付8元防費（付給防範原住民的隘勇、隘丁的費用），24元給腦丁，1元給原住民（地租），2元給股首，5元給腦商。換言之，砍伐製腦的腦丁收入約佔總收益六成。

當時農夫的工資是一天15錢，而腦丁的工資則是一天20錢，同時農夫只有農忙時才有工作，但是腦丁伐材製腦的工作卻是整年都可以進行，兩相比較之下，擔任腦丁的工作可以有更多的收益，還可以把多餘的錢儲蓄起來，購買土地。如此巨大的利潤，當然吸引了許多人冒著山區惡劣的自然環境以及原住民「出草」的危險，進入山區從事製腦產業。

同治、光緒年間的台灣仕紳吳子光在其《一肚皮集》書中也說：「村人業樟腦者，起山寮、做土灶，偵樟樹堅光微臭者，削令成片，民爭恐後，牛山濯濯，頓改舊觀。」

「民爭恐後，牛山濯濯，頓改舊觀。」，這幾句話描繪出當時台人從事樟腦產業的畫面。

由於樟腦生長在山區，因此樟腦產業發展的同時，也促成內山地區的開發。同時由於樟腦多集中在台灣北部山區，因此大嵙崁(桃園大溪)、三角湧(桃園三峽)、鹹菜甕(新竹關西)就成為樟腦的重要集貨中心而發展起來，以1872年為例，這三個城鎮的樟腦產量分別是7,200擔、2,400擔、3,600擔，總共13,200擔，比當年臺灣樟腦出口數量10,362擔還多，可見得這三個城鎮的重要性。

除此之外，因為樟腦產業發展而興盛的山區城鎮還有：樹杞林（新竹竹東）、貓狸（苗栗）、南庄（苗栗南庄）、八份（苗栗大湖）、三義河（苗栗三義）、東勢角（臺中東勢）、集集（南投集集）、林圯埔（南投竹山）等地。

除了樟腦之外，茶葉也是十九世紀臺灣重要的貿易商品，而其生產區域和樟腦常有重疊之處。因此宜蘭、水返腳（臺北汐止）、錫口（臺北松山）、新埔（新竹新埔）、新竹、北港、斗六等地，也因為其腹地產茶葉與樟腦而變得更加興盛。臺灣北部各城鎮因為茶葉與樟腦的興起，而有了明顯的城市化現象。

樟腦貿易帶來的大量現金利潤，也造就了不少地方的買辦豪紳，例如：霧峰林家、新竹林家、北埔姜家、苗栗黃家、板橋林家等等。到了1905年日本人進行全島社會調查後編印的《舊慣會經資報告》中記載，當時臺灣一般中產階級的資產約在4千元到一萬元之間，但是當時全島有50萬元以上的資產的人，大部份集中在台灣北部及中部，其中又以經營和茶葉、樟腦相關產業的家族居多。

相較之下，仰賴糖業經濟的臺灣南部，由於糖業在世界上是屬於完全競爭市場，利潤較低。當時臺灣的樟腦與糖的生產技術雖然較為落後，但由於樟腦為不完全競爭市場（甚至根本是壟斷），因此影響不大，但是生產技術落後以及勞動成本過高，對於處於完全競爭市場的臺灣糖業來說，無異於雪上加霜。由此臺灣南部與北部的社會經濟差距日益擴大，到劉銘傳主掌臺灣時，臺灣北部的稅入因為茶、樟腦的收入而凌駕於臺灣南部，也是劉銘傳在臺北設立巡撫衙門的重要因素之一。

如同林滿紅教授所言：

「在臺灣歷史重心北移的過程當中，晚清時期北部臺灣的茶葉與樟腦業，及南部臺灣的糖業，其彼此間的消長關係，實居關鍵地位」